画珐琅工艺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进入中国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获得迅速发展。至迟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乾隆帝有意识地陆续将具有代表性的瓷胎、铜胎、玻璃胎、紫砂胎画珐琅器物装匣刻名色签后，集中收藏于乾清宫端凝殿。广州作为乾隆宫廷画珐琅工匠的输送基地和贸易口岸，其制作的画珐琅器物不仅为行销欧洲的商品，还成为进入宫廷的贡品，被称作“广珐琅”。台湾大学施静菲教授认为，“清宫旧藏木匣刻款定为‘洋珐琅’的作品，从风格及款识来看，也应该都是粤海关奉命成做后送进清宫的，也应属粤海关成做‘广珐琅’”。但是，笔者在整理故宫博物院藏画珐琅器物时，却意外地发现一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上署有当时西洋工匠的签名，继而发现与此壶出现在同一档案中的器物，很可能都是西洋工匠制造。那么，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前往西洋制作的器物上为何会有“乾隆年制”款识？清宫旧藏之“洋珐琅”器物，究竟是广州制造还是西洋制造？本文拟通过对菊花纹壶的特征、档案与实物的对应等，对上述问题试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