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黟县西递村明清时期的300年青石板道，被旅游公司花巨资从外地购进的石板所替换，引发网友质疑。虽然黟县西递镇政府回应使用原石板原地恢复，但这件事却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保护中的“文盲行为”。

　　中国经济呈世人瞩目地增长，我们的文物依然是命运多舛，破坏与保护的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单是近期看，就有兴教寺申遗拆迁，成龙所藏徽派建筑异地重建，还有此次雅安地震造成东汉文物的损毁事件。但这些都不过是国内文物保护现状的冰山一角。

　　对于保护文物的意识，我们谈论得很多，甚至于2007年国家也专为文物保护立法。应该说，文物保护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这种对于文物的珍视，背后的意识却建立在“经济至上”的观念上，甚至有认为文物是极有价值的宝贝，是祖宗馈赠给我们的资源；即便是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即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仍然是有一个价格，仍然只不过是一件商品；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被交换，也应该被交换。

　　在我们传统的文献中，最早提及“文物”一词的是《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文物的原初含义其实只是礼乐制度，直至后来，才慢慢衍生出表示实物的含义。但这些实物之所以可以成为文物，是因为它们承载着祖先传统的文化，承载着是非美丑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是维系民族生存延续的根本，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根须。在这个意义上，文物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厚度。我们虽然可以衡量文物的市场价值，但文物同样也在衡量着我们的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喜欢把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层面来谈，并且以我们熟知的“辨证”眼光，轻而易举地认为：既不能因保护文物，而牺牲经济的发展，那样做有违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也不能以发展经济为名，行破坏文物之实，做有愧于子孙后代之事。最好的结果自然就是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在旅游狂欢中的双赢。于是乎，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名义下，文物不断被扭曲，被损害。而在媒体揭发出的文物破坏事件时，当事者不是常常以发展经济的名义，以怎样协调保护文物和发展经济的“良苦用心”作为托词吗？经济至上的观念让很多古城、文物遭受损失。

　　如果我们把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置于同一个层面，这里的发展究竟是何种意义的发展？文物的保护，也是传统价值乃至于传统伦理的守护。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发展”，是否是一种功利的发展？是否是在累积我们财富厚度的同时，铲平我们精神的厚度？

　　(原标题：文物是一个国家的厚度)

　　李大超(北京 文化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