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公元 1079），苏轼离开江南湖州的鱼米之乡，前往湖北的黄州（今黄冈）任职，这一次，他因“乌台诗案”而仕途遭遇重大打击，朝廷给他黄州“团练副使”这讽刺可笑的芝麻绿豆官，远远地把他打发了。苏轼还曾下狱，在御史台狱中被关了四个月，对文人清高如他者，莫不是深深的羞辱。他身心悉皆疲惫不堪，托着一家老小二十来口，来到了这偏僻的乡下地方。前途茫茫，一切未卜。

　　几经辗转，多番周折，他一度流离失所。且由于俸禄的骤减，他的日常饮食起居变得份外拮据，每日一家人开销不过百十钱。他起初寓居在定惠院内，和僧人们一道同吃同住，布衣蔬食，晨钟暮鼓，倒也乐得清净，这在他自述“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可见。无奈僧院房舍有限，哪容得他一家上下，于是，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移居至黄州江边的临皋亭，“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想味风义，以慰孤寂。”临皋亭相对宽敞了些许，但西晒却很严重，到了夏日暑热难当。

　　出于临近江水的便利，苏轼时常一个人跑到江边，望着江水痴痴地发呆，或乘着一叶轻舟任自流，跟着江水的起伏随船飘荡，漂到哪就是哪。他当时的心情，或许就像这悠悠江水， 空茫一片，烟波泛起，似乎走到穷途而不知归路。想那晋代阮籍每每驾车驶到渺无人烟之末路，便要下车放声哭号，而苏轼当时人生低谷的境况，也差不多如斯。“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他的心境状态，可谓一度低迷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