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异鱼图》因其描绘的内容和方式突破了十九世纪传统艺术史的普遍经验而成为一种“奇趣”，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奇趣”的来源，却已经超出了图像学与风格学的范畴，需要从晚清的现实环境和学术潮流中寻找线索，因为毕竟画家仅仅是赵之谦的一重身份，他同时还是学者与官僚。而且，如果我们将赵之谦的“奇趣”创造置于他的视觉经验和当时公、私收藏的紧张关系下考虑，也将为我们思考他此时的题材创新及此后的笔墨创新提供新的角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浙江绍兴人，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不断、变局渐趋剧烈的时期。身处其中，赵之谦既是学者、官僚，也是“四绝”兼具的艺术家，他的现实态度、学术理念与艺术表达，对于了解这段特殊历史语境下儒家精英在画学和思想层面因应求变的探索，无疑具有典型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