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拍，院体画是古代书画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南宋画院领军人物马远的《高士携鹤图》和《松崖观瀑图》、清朝宫廷画家董邦达的《葛洪山瀑布》等均以不菲的价格成交。而就在去年，当中国拍卖行业遭遇最冷“寒流”，古代书画中降温最快的也是院体画。院体画为何总是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般的敏感度？和文人画相比，它有何长处与不足？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院体画和文人画各自的艺术价值？对此，不妨听听各方专家的分析。

　　正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 周彦生：

　　院体画也有文人画的悠长意蕴

　　在古代，皇帝会将他认为最优秀的画家集中在画院里，为统治阶级服务。院体画的内容主要是描绘花鸟、山水、人物，特征是讲究法度、构图严谨、工笔重彩、带有装饰性的味道。就像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一样，院体画也曾经是历朝历代的“国粹”，是当时的主流艺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国人的印象中种下了一个概念：院体画大都是工笔画，缺少思想内涵，只能算是“雕虫小技”。从风格上说，文人画高于院体画；从技法上说，写意画、水墨画又高于工笔画。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当年在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特意翻阅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误解由来深远，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主流观念了。而事实上，元朝时，绘画的工具材料发生了一些变化，绡素逐步被纸张代替，而用纸作画可用干笔皴擦，为水墨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当时一些重要画家的倡导，使得水墨画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画工笔画的画家日渐稀少，水平也趋于平庸。对工笔画的轻视，认为其不登大雅之堂的看法由此产生。

　　事实上，我们只要去故宫博物院瞻仰一下两宋时期的院体画，就能知道在历史上，工笔画曾经达到一种如何登峰造极的境界。不仅仅是技巧、构图上的完美，也不缺乏文人画身上那种悠远的意境和内涵。如果说五代时期的宫廷画家黄筌细致入微的描摹是典型的工笔画的话，那到了北宋的赵佶，他的工笔画中已经开始有了文人画的内涵。比如赵佶的《十二珍禽图》，那上面的小鸟，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的。而且，赵佶不仅画得好，也会像文人画那样在画上题诗跋，比如著名的《芙蓉锦鸡图》。台湾曾经有个评论家说，赵佶的画虽然是工笔画，但也算得上是文人画。

　　院体画和文人画并不是决然对立的，是不是文人画，得看其中的艺术含量是多是少。不见得随便撇两笔水墨，就是文人画；也不见得画工笔，采用一种写实、绚烂的形式，就一定缺乏内涵。对此，两宋时期的院体画是最好的佐证。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就是它成功地将工笔画的技巧、细腻，同文人画深远的意蕴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我都是画工笔画多，是因为我心里有些不服气。我想恢复工笔画宋朝时器宇轩昂的气派和地位，我还想凭借我的理解和能力，赋予工笔画新的生命力。在三十多年的实践里，我将油画、日本画中的种种元素借鉴到了工笔画中，使工笔画更加绚烂，并且具有时代感。我希望以我的实践证明：水墨画和工笔画根本就没有高下之分，而工笔画的“法度”也并不必然成为一种束缚。就像写诗要有平仄，唱歌要按照节拍一样，工笔画中的规矩其实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美感的集合。在掌握住最基本的原则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著名收藏家 朱绍良：

　　南宋院体画是绘画史上最璀璨的篇章

　　此次秋拍中董邦达的《葛洪山八景》，每一开都有乾隆的御题，拍出5000多万元，价位算是比较合理的，但马远的《高士携鹤图》和《松崖观瀑图》分别拍出2472万元和3400万元，应该算是个“大漏”。马远不像董邦达，也不像齐白石、张大千——现在价位高企，这次拍不到，将来还会有机会，马远的真迹在民间极其罕见，一旦错过，可能今后十年、二十年都很难遇到了。

　　南宋院体画和北宋的“三家山水”、元代“四大家”是中国美术史的三大高峰。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创了中国美术史最富贵的一个阶段。马远的绘画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富有哲理，将北宋的“无我之境”推向了“有我之境”。元代之后，文人画兴起，此后一直到明清一直是画坛的主流，而院体画则走向衰落。董邦达作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宫廷画家，虽然也算是传承了王原祁的思想，比较得乾隆赏识，但绝非宋代马远那样开宗立派的大师。对于这些“常识”，很多藏家并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董邦达的作品被乾隆收藏过，应该是好东西，至少比较安全，反而忽略了更有价值、也更有升值空间的南宋马远的作品。

　　南宋院体画无论是技法还是意境，都将中国绘画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这是之后历朝历代都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正如史料中所记载的那样，赵孟頫曾经问钱选：如何是士夫画？而钱选的回答是：其实和宋朝的大师相比，现在咱们怎么画都只能是“票友”了，不可能再达到两宋的水平。那怎么办？只能是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文人画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对此，王国维、宗白华都在专著中进行过论述：元代的绘画是当时的文人在为自己找出路。既然技法上已经不行了，那就开创一种新的绘画思想、绘画风格。但实际上，无论是后来出现的写意、还是泼墨，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中国绘画史上最璀璨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仿若“崖山之后无中国”，除了唏嘘，毫无办法。

　　反方

　　艺术研究专家 朱良志：

　　文人画更能触及心灵

　　院体画是中国古代书画中很重要的类型，出现了很多的大家，但是，作为一种绘画群落，院体画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为皇室服务，具有宣教功能，所表达的一般是官方许可范围内的趣味。总体而言，从技法上来看，院体画法度谨然、笔法纯熟、色彩绚丽，对形式本身过于迷恋，使得许多院体画中缺少真正能够触及心灵的东西，不少作品内在的含蕴单薄，与中国哲学、中国式智慧的核心价值，有时候是相背离的。

　　文人画也重视形式，但他们认为最美妙的地方并不在形式本身，而是用完美的形式来呈现心灵上的震颤。元代的文人画可以说是融北宋和南宋之长，同时又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就像龚贤讲的“以董(源)巨(然)为本根，以倪(瓒)黄(公望)为游戏”，说的就是以北宋建立的法度作为基础，但是用倪黄的方式去“变”它。元明清的文人画家——从“元四家”，到明代的“吴门画派”、徐渭、董其昌乃至清朝的八大山人、石涛等，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同北宋时期的大师相媲美。

　　虽然文人画大都是写意画，而院体画工笔重彩的比较多，但这并非是院体画与文人画的本质区别。郭熙、马远、夏圭也画水墨，而恽南田、石涛、八大山人的工笔功夫实际上都不在北宋院体画家之下。院体画和文人画的根本区别在于精神上的自由度。院体画多是画家们投统治集团所好的创作，而文人画则是画家们在为自己的生命体验作画。文人画不像院体画大都是全景式山水，品相很好看，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它更像“心灵独白”，其背后有很厚重的思想渊源。你不了解它的源流，没有一些哲学背景，智慧思索，很难领会它的意象世界。所以，对于一般接受者来说，人们更容易接近院体画，而不是文人画。

　　目前中国社会对于文人画的认识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现在的收藏圈，很多事情更是和艺术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多考虑的是市场逻辑。董邦达其实是很普通的画家，他的作品能拍几千万，真有些匪夷所思。也许藏家考虑更多的是它的市场价值，毕竟在目前这个追崇“宫廷”概念的圈子里，这样的作品买进卖出更加方便。清朝的院体画和两宋时期的高峰期是完全不同的，匠气十足，艺术品质也不高。比如《康熙南巡图》，所谓“气势煊赫”，充斥其间的权力话语和俯首称臣的格调，与真正的艺术所应追求的不契合。从文明推进的角度来考量，也缺少真正的价值。

　　但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无论这个世界充满怎样的喧嚣，我始终相信，最终人们还是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真实的生命感受，重视内在生命的体验。艺术的可贵在于它能够激发人内在的生命感觉，使人的存在更加坚实，稳定，心灵更加平和。而所谓审美，也不是一个东西一定要看起来很漂亮，得到一种外在的满足——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清新、独特、触及人类灵魂的文人画，定会大放异彩。

　　著名书画鉴藏家 刘建业：

　　文人画最终会超越院体画

　　院体画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承认的最高水平，院体画画家无止境地追求作品的艺术性，但它也有缺点：因为要投统治阶级所好，内容上有局限——只体现帝王将相需要的东西，如山河的壮美、江山的富丽，基本不反应现实生活。相比之下，文人画因为不需要投皇帝所好，所以比较率性，反映的思想要广泛得多。

　　一般而言，对不太懂古代绘画艺术的人来说，院体画更讨喜。因为宫廷画家舍得花功夫，所以画面通常雍容华贵、表现细腻，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这方面，比文人画绝对更胜一筹，文人画大都是写意的，有抽象的意味，不如院体画富态、好理解。

　　过去，古代书画卖不过近现代书画，这个现象不正常。现在，古代书画慢慢受人重视，也能拍出高价，这是一种进步，说明收藏家们正在成熟，鉴赏水平在提高。但是，古代书画毕竟是一门深邃的学问，藏家对其的认识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在这个起步阶段，大家的审美还是停留在对作品的直观感受阶段，当然是画面表现得越细腻、越雍容、越优美就越好。所以，宫廷书画、院体画率先受到追捧，很正常，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鉴赏家的水平不断提高，会渐渐地对作品的思想性有更高的要求。到时候，院体画的不足就会被更清晰地认识。我相信，文人画、创新派的画最终一定会超过院体画。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一个基本规律。现在的市场上，一般投资人宁愿多花钱买院体画，而不愿意买一张唐伯虎，但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发现唐伯虎这种文人画中含蓄的东西多，回味无穷。不像院派的东西都是一目了然，一眼看到底。